《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



借助多種新出土的第一手史料，

勾畫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政權、中國現代文學、中國來台人士間的對話，

呈現楊逵在爭取台灣人自治與重建台灣新文學之際，

面臨當局亟欲將台灣全盤中國化時有所選擇的立場，

藉此填補楊逵研究的罅隙，

並一窺台灣知識菁英在政治與文化雙重轉型期的精神圖像。



戰後初期（1945-1949）是台灣歷史上最為複雜，社會變動也最為快速的時代。短短四年間，台灣由日本統治轉為中國接收，台灣人並因此經歷語言轉換與政治壓迫的雙重困境。其間，以日文為書寫載體的作家如何堅持其文學志業，如何回應政權遞嬗與文化變遷，從戰前到戰後始終屹立於台灣文壇的楊逵，無疑是觀察台灣作家如何面對戰後初期的風雲變幻時，一位具有指標性的重要人物。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主要藉由相關文獻資料的爬梳，從幾個層面進行探討。首先，楊逵從積極組織自己的政治團體，到配合中國政府的接收，以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進行政治啟蒙，並參與籌備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的原因。其次，二二八事件期間和中國共產黨員蔡孝乾有所聯繫的楊逵，與中共在台地下黨的關係。再者，楊逵傳播的中國文學包含的作家與作品，所選錄創作的內涵與共同特色，以及楊逵引介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之目的。最後是釐清楊逵與大陸來台作家合作交流的思想基礎，以及彼此在文學理念與文化立場上的異同。藉此呈現戰後初期楊逵在爭取台灣人自治，與重建台灣新文學之際，面對當局亟欲將台灣全盤中國化時有所選擇的立場，以填補戰後初期楊逵研究的罅隙，並一窺台灣知識菁英在政治與文化雙重轉型期的精神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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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黃惠禎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職國立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副教授。曾任《楊逵全集》執行編輯暨「資料卷」責任編輯，協同主持「台灣客家文學數位資料庫建置計畫」、「楊逵文獻史料數位典藏計畫」。著有《楊逵及其作品研究》（1994）、《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2009），並負責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4?楊逵》（2011）。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目錄導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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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與東亞》叢刊發行旨趣陳芳明
  
  序孤鳥，與一匹狼的相遇楊翠
  
  自序安身立命之道
  
  
  
  第一章緒論
  
  一、詭譎多變的戰後初期
  
  二、戰後台灣文壇與楊逵
  
  三、相關資料與本書綱要
  
  
  
  第二章戰後初期的楊逵與「中國」
  
  一、前言
  
  二、楊逵對中國接收政府的態度
  
  三、楊逵與中共地下黨員的關係
  
  四、楊逵與大陸來台編輯的合作
  
  五、楊逵對中國文壇的隔海呼應
  
  六、結語
  
  
  
  第三章楊逵主編《一陽週報》的時代意義
  
  一、前言
  
  二、發行概況與創刊之目的
  
  三、宣揚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
  
  四、楊逵有關台灣政局的立場
  
  五、追求民主自治及其困境
  
  六、結語
  
  
  
  第四章楊逵策畫「中國文藝叢書」的選輯策略
  
  一、前言
  
  二、入選的作家與作品
  
  三、忠於原著的直譯法
  
  四、策畫、出版與行銷
  
  五、與《臺灣文學叢刊》之比較
  
  六、結語
  
  
  
  第五章楊逵與大陸來台作家揚風的合作交流
  
  一、前言
  
  二、展轉流徙的文藝青年
  
  三、戰後台臥室位於神桌上化煞灣的紀實報導
  
  四、基於改造社會的合作
  
  五、台灣文化與中國量尺
  
  六、結語
  
  
  
  第六章結論
  
  
  
  附錄一：戰後初期楊逵轉載中國新文學一覽表
  
  附錄二：《一陽週報》現存各號刊載作品一覽表
  
  附錄三：揚風作品目錄初稿
  
  （一）戰後初期已發表作品目錄
  
  （二）手稿目錄
  
  參考資料
  
  

序

孤鳥，與一匹狼的相遇／楊翠



在台灣文學研究的場域中，惠禎的風格，一向不與主流同道。在某個意義上，她有如孤鳥，長年固守被喧嘩群落遺忘的一小方天空，孤身靜飛。



這二十五年，我確實見證了惠禎的孤獨和執著。二十五年前，台灣文學研究尚仍一片荒蕪，中文系出身的惠禎，在主流的側身邊緣，一頭埋進去，靜靜開始研究楊逵；二十五年後，台灣文學研究狀似繽紛，各種研究主題迸生，而惠禎，仍然蹲伏在這塊原初的土地上，一鋤一鏟，探掘楊逵。



回視過往幾年，台灣社會罹患集體創意焦慮症，從商品市場到文化場域，就連學術界也不例外，大家絞盡腦汁想著各種所謂「創新議題」、「先鋒研究」，議題一個個被快速生出來，又被快速消費掉。這些年台灣文學的研究主題，後殖民、後現代、全球化，早早就是民國舊事了，殖民現代性、空間與地方、移動與旅行、離散與認同、倫理、創傷、身體、飲食......，議題流行化，一時風潮，人人爭相競逐，卻又乍起乍落，不久前才充斥各期刊、研討會的研究主題，轉眼間就成為過時舊事。



研究主題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快速流掠，問題是研究者的創新焦慮症，執念於變化咖啡上面的拉花，卻失落了內蘊滋味。然而，惠禎卻是另一種執念。自從那一年的秋日午后，楊逵次子楊建同意把一大疊泛黃手稿交到她手中，午后的溫潤陽光與厚重的歷史氣味，互涉交織，滲入她的思想與情感紋理，此後，無論台灣文學研究的風景如何千變萬化，惠禎總是固守著楊逵這株花樹。



不同於追求時尚、創新、先鋒的媚俗性研究，惠禎的研究，特別有一種悠緩的節奏感，素樸而細膩的韻味，乍看沒有太多花俏的語言，然而，她通過幾乎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材料撥尋，細密的史料交叉比對，嚴謹的組織與詮釋，對每一個細節都再三推敲求證，對每一個歷史疑點反覆探察，體現了一個真誠學術研究者的風範。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仍是惠禎的一貫研究風格。延續她前一本書處理一九四○年代、二戰前後楊逵的思想與行動，本書所選擇的時間斷限，是一個更關鍵性的歷史切口。以台灣史來看，「戰後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是一個獨特的，更是充滿「難題」的歷史時點。早期的台灣史研究，對這段時期有諸多誤識誤判，總是簡單以「苦悶」、「禁錮」、「沉寂」概括詮釋，我們知道那是一個變局，我們認為那是一個無能為力的變局，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粗暴登臨台灣，而台灣人民憂苦噤聲，瘖啞無語。然而，事實不然，當更多史料被探掘，更多研究撥開歷史迷霧，我們才知道，台灣人民並沒有噤聲不語，有志者並沒有沉寂不前，那個時代的鮮活躍動，完全超出我們的想像。楊逵就是其中一個不服從的台灣細胞。



因為各方細胞積極竄動，戰後初期的複雜性，也超出我們的一般認知。這短短幾年，台灣內部、台灣與世界的關係，不是簡單的重新洗牌而已，台灣與中國、左翼與右翼、國民黨與共產黨，各種權力交鋒，各種思想交雜，各種光影迸現，極其複雜，充滿疑團。



因此，探析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究竟面臨何種處境？如何在各種權力光影中左衝右突？如何在各種思想光譜中，尋找安置與實踐的位置？這是一個精神史的命題，更是一個艱鉅的難題。而我們之所以必須深入戰後初期的歷史荊棘，更因為這些難題，也正是現實台灣難題的歷史源頭。惠禎想處理的，因而不僅是楊逵，而是一個牽纏糾葛超過一甲子的台灣母題。

楊逵的思想經常被詮釋為「複雜」，從一九八五年他辭世至今，左右統獨爭相詮釋，或黨同，納為己方陣營，或伐異，斥為叛徒異端，不曾停歇。但楊逵還是楊逵。楊逵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林瑞明，早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就清楚揭示：複雜的不是楊逵，複雜的，是他的時代。戰後初期最複雜、最艱難的課題，是台灣正在進行主體重建、世界觀重構的關鍵時刻，國民黨以「遷佔者政權」夾帶「祖國」的政治／文化符碼，強勢介入，干擾了台灣人對自身課題的思考理路。



正因如此，惠禎選擇從「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切入，剝解戰後初期千絲萬縷的複雜時代紋理，精確擊中這個難題的核心，對於刻劃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精神圖示，是很有效的路徑。



通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一書，惠禎帶領我們重新認識楊逵──一個有著孤獨、結盟雙重性格的實踐者，一個跨界政治社會、文化文學運動場域的行動派。戰後初期，楊逵以「一匹狼」的孤身戰鬥性格，以及跨組織結盟的開放性格，跨界奔走於各種權力光譜之間，尋求交流、合作、協商、對話，全力投身台灣社會的重建工作。這短短四年，幾乎可以說是楊逵人生最活躍的四年，於是我們知道，在戰後初期那樣詭譎的時代，如此積極的行動者，終而走向禁錮的黑獄，也是得其所哉。



總體來看，在楊逵研究已然豐沛的今日，《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一書的價值，正是對於戰後初期的複雜歷史語境，有著深刻、多向度的掌握，正因楊逵堪稱戰後初期台灣最積極、活躍、跨界的行動者之一，因此，通過楊逵，惠禎所照見的，是整個時代的鮮明斷面。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從以下幾個面向，建構複雜的時代、簡單的楊逵。首先，惠禎清楚地指陳戰後初期楊逵在政治社會運動／文化與文學運動的多重實踐面向；跨界於兩重實踐場域，正是楊逵從日治時代以來一貫的運動性格。在政治運動方面，日本一戰敗，楊逵就開始著手準備，以嚴防接收政權的橫暴，他的動靜，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都觀察到：「只有楊貴......預料在接收後，重慶軍閥政權會專恣橫暴，對此的牽制策略是必須先進行穩固同志思想基礎之工作，在此意圖下，他採取了一些動作......」



楊逵從一開始，就看透了國民黨政權的體質，這影響了他戰後初期所有的行動方向。無論是最初意圖組成的「解放委員會」，或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新生活促進隊」，以及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期間的下鄉組訓，宣揚挺身抗暴，宣傳加入「二七部隊」，還有一九四九年參與起草「和平宣言」等等，都顯示戰後初期他的抗暴行動，不僅延續了日治時期的反殖民抗爭，甚至更加積極堅決。



在文化與文學運動方面，日本才剛投降半個月，國府接收工作尚未展開，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楊逵就創刊《一陽週報》，這是目前所知的戰後第一份刊物，其後他陸續創刊《文化交流》，策畫編輯出版「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叢刊》，主編《和平日報》「新文學」、《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等。以「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叢刊》的出版歷程來看，可以觀察到楊逵的堅定意志；中日文對照的「中國文藝叢書」由楊逵策畫編輯，並負責多數作品的翻譯，一九四七年一月第一輯《阿Q正傳》出版後，楊逵即因二二八事件被捕，八月出獄後，隨即繼續執行編輯計劃；而預計每月出刊一至二本的《臺灣文學叢刊》，雖因遭遇嚴重通貨膨脹，經費籌措不易，一再延遲出版，但最終仍然出版了三期。可見楊逵即使歷經政治牢獄、經濟困局，在政治運動舞台失落之後，仍舊堅守文學實踐的崗位。



其次，惠禎總結了楊逵在戰後初期文學運動的幾個行動方向，這些方向，都與「台灣、左翼、民主」密切相關，而這也正是楊逵精神的總結。第一，他積極介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作家與作品，企圖建構台灣文學發展的主體歷史脈絡。第二，他掀起、並積極參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論爭」，與一批對「台灣文學」無知、抱持偏見的中國來台作家打擂臺，捍衛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第三，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也都是在「台灣．左翼」的核心思想底下，包括他在「中國文藝叢書」的編譯策略，《臺灣文學叢刊》的選刊作品，都以具有關懷社會現實的作品為主。第四，惠禎指出，楊逵通過文學作品的選刊，以及序文、雜文的書寫，傳達了鮮明的「反抗意識」，如對國民黨接收官僚的批判，對台灣人反殖民抗日行動的刻劃，彰顯出對威權統治的反思，並潛藏著清晰的台灣主體意識。



最後，惠禎對於楊逵與台共、中共地下黨是否有「組織關係」的爬梳，析辯精細，論證厚實，她明確指出，楊逵與台共、中共，有著個人性的交誼，有著行動上的合作，但並沒有組織性的關係。



這個結論，確實掌握了楊逵的基本性格與思想底蘊。這是由於她對楊逵已經瞭若指掌。如果不了解楊逵的一匹狼、孤鷹性格，很可能任意將他安置在某個特定的組織中，然而，楊逵遠非如此。戰後初期，中國、台灣、左翼、右翼，各方推擠，然而，對楊逵而言，最重要的是台灣主體、民主政治、階級平等，而這些目標，絕不是任何一個單一運動團體可以達成的，他必須保持自由之身，跨界結盟，原因在此。



戰後初期，楊逵既結盟舊台共黨員、中共地下黨成員、中國來台左翼作家等左翼陣營人士，也結合中部青年、文化社群、文學社團等在地行動者，同時也試圖尋求與原日治時期右翼民族運動者如林獻堂、葉榮鐘等人的合作。他努力於尋求各種支援管道，以使戰後初期的台灣政治、社會、文化、文學，走上美麗的繁花盛景。如此孤鷹性格，如此多重關懷，他無法直接依附於某一個

第一章緒論

一、詭譎多變的戰後初期

一八九五年中國依據「馬關條約」的內容，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曾經運用武力抵抗與社會運動，對抗殖民政權與同化政策。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為加緊改造台灣人為戰爭所用，皇民化運動在全島雷厲風行地推展開來。藉由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日語教育的普及、改日本姓名、志願兵制度等手段，企圖由外而內塑造台灣人的日本認同。一九四三年七月王昶雄在《臺灣文學》發表的日文小說〈奔流〉，描繪台灣人無可避免被捲入皇民化的激流裡，除了成為日本人外別無選擇，卻又必須為此拋棄台灣人立場的心靈痛楚，相當程度地展現了中日戰爭時期成長的新世代，在日本人與台灣人兩條對立的路徑中掙扎的苦悶心境。

一九四五年七月底，《臺灣新報》報導了美國、英國與中國三國領袖──杜魯門（Harry S. Truman）、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蔣介石聯合發表「對日共同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以及盟軍要求日本投降的八個條件，其中之一在於實施「開羅宣言」，將日本領土限定於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被決定的其他諸島。據此，台灣人當已預見日本戰敗之後，即將迎向嶄新的政治局面。儘管曾經是中國領土，有眾多來自中國移民的後裔，戰爭時期除了物資被強徵以支應軍備之所需，文學藝術被迫協力戰爭之外，台灣也因為是日本的殖民地，遭到盟軍飛機的激烈轟炸，為數不少的台灣人更以軍屬、通譯等名義被送往前線，而與中國人站在敵對勢力的兩邊。夾處在交戰的日本與中國之間，戰後台灣人的尷尬處境不難想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當期待已久的和平終於到來時，臺灣總督府的資料顯示，台灣民眾竟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靜觀」。作家吳新榮的日記，印證了這項記載的真實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吳新榮描述與友人脫去衣裳，跳入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上岸後各人朝向海面大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的狂喜之後，也記錄了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

噫，悲壯乎，歷史的大轉換是一日之中，是一時之間。噫，感慨哉，自今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一種的不安，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明的前途，必須要再努力、勉勵而已。

此數日中要謹慎，而靜觀世界之大勢。

字裡行間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翌日，吳新榮既喜悅又不安的複雜心境。一方面，為漫長的戰事終於結束，台灣可望脫離日本統治而雀躍不已；另一方面，由於無法洞悉時局的趨向，對於台灣的前途充滿疑懼。